譚瑩寫跋的日期總是和季節、節氣相對。經年永恆在進行的閱讀,考證和評價落筆成跋之時,必與周而復始的自然季節對應;悠遠的耕讀者韻律,在中西衝突的最前方。他將宗子回憶連上宋朝孟元老追憶汴京開封的《東京夢華錄》,和吳自牧追憶臨安杭州的《夢梁錄》,「均於地老天荒,滄桑而後,不勝身世之感」。《夢憶》歸入了文學裡最貼切的心情譜系:人被剝奪了原有的世界,「難以承受」的失衡和懸盪,產生讓尋常生活變出異彩而必須傾洩於文字的作用。譚瑩更加讚賞宗子文筆,「雖閒涉遊戲三昧,而奇情壯采,議論風生,筆墨橫恣,幾令讀者心目俱眩,亦異才也。」王文誥單純的「遊戲」,譚瑩則是深層的「遊戲三昧」。三昧是佛教境界臻於定的境界,心不散亂專注一境而不移動。遊戲三昧是遊與戲的最高純粹之境,無刻意,無自我意識,無企求,無態度,自然而然。
張岱對譚瑩不神秘。他參考邵廷采的明遺民傳,更清楚知道《石匱書》的後續:被谷應泰以五百金請購,編入《明史紀事本末》中。書既出世,藏書地成空。譚瑩比較了《硯雲甲篇》的一卷本和王文誥的八卷本,似乎沒深入注意內容的不同處。他引述了王的識語。王文誥當年為了建立《陶庵夢憶》八卷的正身地位,起頭便說「(硯雲本)僅一卷十失六七,此本余從王竹坡,姚春漪得之」,卻又在每卷首落款「仁和王文誥純生編」,每篇之後錄入一己「意之所至無容心也」的感想,處處標示這本書和自己的私人關係。嚴謹的譚先生讀他的識語,自然覺得本來就該足本八卷,王生不過是改正了錯字,怎可高調地將自己文字和奇文並列?王文誥不錄〈夢憶序〉害張宗子被後人懷疑贖罪心不誠,他自己因識語曖昧而被人除名,算是小報應。
《粵雅堂叢書》與現代最接近,流傳數量遠超王文誥私家的《陶庵夢憶》。譚瑩對王文誥的鄙棄態度讓後代忽略這個彷彿不懂規矩的編者,因此無從懷疑成書之蹊蹺。至此,《陶庵夢憶》如被灌漿固定住風貌和讀法:寫得極好的回憶錄,懷舊遊戲三昧,從來、原本、就是八卷。